在社会历史演进中，一般来说，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往往会伴随着对社会生产力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在中国这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样深刻的变革，第一是在保证国民经济基本上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第二是在得到人民群众基本上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实现这个社会变革中，积累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经验。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虽然也出现过一部分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但从总的方面看，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粮食产量逐年都有所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都有所发展。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比较显著。根据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发展和变化，党和政府经常适时地进行政策调整，对生产和流通的许多环节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不但启动了国家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而且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较快增长。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与上年相比，1953年增长14.4%，1954年增长9.5%，1955年增长6.6%，1956年增长16.5%。按平均值计算，1953年至1957年的“一五”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超过“一五”计划规定的14.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略高于“一五”计划规定的4.3%。总的来看，有计划的工业建设进展顺利，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效益较好，重要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1956年，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1.3%，其中，农民提高了14.6%，非农业居民提高了28.6%。

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证明了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正确的，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这场社会大变革在总体上是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人民民主政权更加巩固，并由此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党总结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对个体农业，创造了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环节的各种互助合作形式，使农民的个体私有制逐步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对个体手工业，也采用了经过供销合作小组过渡到供销生产合作社，再过渡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采用多种组织形式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独创性经验。由于这些创造，党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一向认为，对于我国个体的分散的农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社会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在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广大农民也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愿望。这不仅是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需要，而且是农业必须适应国家工业化步骤的客观要求。党提出“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农业合作化方针是正确的，有关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政策原则也是稳妥的。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要改变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会引起一定的矛盾。但是，党用事实向农民群众表明，合作化可以使在生产条件方面还有各种困难的贫农下中农得到利益，取得了农村人口中的多数对合作化的拥护。比较富裕的农民在自愿互利政策没有得到很好执行的情况下会吃一点亏。党注意纠正这些偏差，并且用合作社普遍增产的事实向他们表明，合作社生产的发展也会使他们得到利益，在大势所趋下，他们也是可以拥护或者随大流的。

最重要的是，农业合作化的完成，使农村土地由农民个体所有转为集体所有，土地的个体私有制被改造成集体公有制，解决了农村土地公有的问题，在农村确立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没有土地的集体所有，便没有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村，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农业合作社办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灾害中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力量。农业合作社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已为“一五”期间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农业生产连年增长、农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所证明。特别是依靠农业合作社集体的力量，在全国普遍开展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

在过渡时期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党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继续保持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确定了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既不是采取剥夺的方式，也不是采取由国家付出一大笔赎金的购买方式，而是创造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赎买办法。这不仅有效地减少了资本家对私有制变革的抵抗，而且继续利用了私人资本主义在扩大生产、增加国家税收、改进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培养和训练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私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提供的产值，从1949年的约70亿元增加到1956年的191亿元，增长超过1.5倍，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私营工商业的全面公私合营，工人阶级自然是衷心拥护的。资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他们为形势所迫，又于心不甘。但是，在党的思想教育下，他们逐步认清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正确选择，再加上党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对他们继续支付定息，给予工作，并使他们继续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保留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这些不仅促使民族工商业资本家过好了社会主义的“关”，而且在党的领导下努力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曾被称为“纺织大王”的荣氏家族的代表荣毅仁，在回答作为资本家为什么接受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说：“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荣毅仁历述他作为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如何一直梦想兴办工业，救国图强，可是在旧社会受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勒索，解放初期由于政府贷款、委托加工和收购产品，才使企业摆脱窘迫局面，盈利逐年增加。他说：“五年计划开始了，全国兴建了许多大工厂，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一切实现得比梦想还要快，多么令人鼓舞！没有共产党，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能有今天？”从这一席话，可以生动地看到党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和改造政策的根据和实际效果。

由于党正确地实施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改造方针和政策，加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以新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陈云在1956年6月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评价说：“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政治条件，实行“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并采取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里，在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做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从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党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今后中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走向国家强盛、人民共同富裕的整个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历史结论。

在充分肯定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还需要深入地总结历史经验。我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基于那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接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也出现不少缺点和偏差。主要是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另外，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