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党中央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不能凭主观去想象，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样的问题只能在探索的实践中去解决。

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在《论十大关系》提出前后，党中央在发展科学文化和进行经济建设方面形成并实施了一系列新方针。这些都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从1955年底到1956年春天，为准备八大的召开和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毛泽东、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工作。从1955年12月上旬起，先是刘少奇为准备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分别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座谈。接着，从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听取中央和国务院34个部（委、办、局）关于工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4月下旬至5月2日，他还邀请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两市的党委负责人开了四次座谈会。在调查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经会议讨论，得到政治局赞同后，5月2日又向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这个报告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论述的十大问题（即十大关系），一方面是从总结我国经验、研究我国建设发展的问题中提出来的，另一方面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来的。毛泽东强调：“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

“十大关系”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十大关系”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但又不是平行并列的。它侧重于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各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毛泽东后来说：“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这反映出在新的形势下，党在分析我国社会矛盾全局的时候，已经把探索解决经济建设中的矛盾摆在首要的中心的地位。

“十大关系”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实际上是思考开辟一条跟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苏联的做法是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地注重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报告肯定我们过去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没有犯大的错误，同时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第四、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样借鉴了苏联的教训，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苏联的做法是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报告鉴于苏联和我国自己的经验，提出要处理好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各方面关系，而不能只顾一头；同时提出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和工厂的权力，给地方和工厂更多的独立性。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十大关系”后五条主要讲政治关系，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等方面着眼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报告提出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报告指出，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在肯定过去镇反、肃反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指出“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要求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内部肃反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要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在是非关系中，毛泽东重申处理党内党外矛盾都要分清是非，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同时也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要坚决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不久，周恩来也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

所有这些，展现出党为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多方面探索的生动景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思路逐步清晰起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后来，邓小平也曾对《论十大关系》作出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