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前后，党还提出了新形势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面对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展开，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日显重要。新中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队伍在逐渐壮大。据统计，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医疗卫生、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从1949年的六万多人增加到1955年的约十万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也从海外回归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充实了国内知识分子队伍。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在数量上远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这就要求一方面尽快大量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各种人才，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发挥现有知识分子队伍的作用，但是当时在知识分子工作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党的一些干部对于科学技术和科技人员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甚至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严重宗派主义倾向。

1955年11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决定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彭真、陈毅、李维汉、周扬、胡乔木等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周恩来布置并直接组织对知识分子状况的详细调查，指示各地在12月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成立领导小组。他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还指导起草了11个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报告。在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周恩来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多，而是少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对知识分子要坚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周恩来特别强调：“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我们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26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及各部门、各方面的负责人共1279人参加。刘少奇主持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从党面临的任务说起，对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包括他们的成长过程和政治思想、工作状态，都作了详细分析。他指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而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周恩来分析说：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周恩来提出在知识分子中大量吸收党员的计划，争取“在1962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这个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和社会作用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和估计，以及制定的相应方针政策，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基础。

周恩来还分析了世界科学技术巨大而迅速的进步，已经“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的现实状况。他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正处在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在报告中提议组织力量，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

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昧和无知的命。搞这样的革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不久，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指示》提出，党有必要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克服这方面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4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5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按照中央要求，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时，应特别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当时，全国许多知名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医师和文艺工作者被发展为党员，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党中央有关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还着手制定相关政策，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政治待遇、安排使用、生活改善等问题。

党中央还根据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积极着手制定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推进各项建设事业向前发展。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领导人的组织下，汇集600多位科学家，并邀请近百名苏联专家，历时数月反复论证，编制出《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方针的指导下，规划纲要提出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的科学技术任务，并确定12个带有关键意义的重点项目或课题。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比较薄弱的环节，还制定了1956年四项紧急措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在中央宣传部指导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还组织一批专家，编制了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给广大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周恩来的报告，被知识界称作“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使广大知识分子深受感动。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了进一步改善，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很快兴起。

在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的同时，党中央还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头几年，科学文化领域受到苏联学术批评中粗暴作风和教条主义的影响，推崇一个学派、压制一个学派，乱贴政治标签等现象，在一些学术领域比较严重。在生物学界，把苏联的米丘林学说、李森科学说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而把西方的孟德尔——摩尔根学说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在医药卫生界，批评“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在文学艺术领域，清规戒律也不少，日丹诺夫有几条，马林科夫有几条，要照抄。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宗派主义的影响也很大。一些党员有排斥党外专家，有把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垄断起来的倾向；有的人提出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不同学术观点，由中央宣传部来评判是非，等等。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要求中央宣传部专门研究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流派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1956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过程中，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为了发展文化和科学，要贯彻毛泽东过去分别提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个口号。

会议期间，浙江昆曲《十五贯》的演出引起轰动。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观看了演出。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这出戏“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阐释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知识界会议上，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党中央对这一基本方针作了详尽的阐述。陆定一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陆定一列举了前几年在戏剧方面实行“百花齐放”和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例子，说明由于有各剧种之间的自由竞赛和相互观摩，戏剧的进步就很快，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的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在总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陆定一强调：“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

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的宗旨是在学术界落实“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各个学派都能够在学术上处于平等争鸣地位。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阐述了繁荣学术研究的具体意见。毛泽东为此文重新拟定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代《人民日报》写了编者按语:“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

党在知识分子问题和发展科学文化等方面作出的这些决策，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对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