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变化阶段。朝鲜战争结束后，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缓和的趋向已经出现。对抗双方开始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举行谈判，并取得一些成果。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思考原有体制的弊端，出现了要求按照各国不同情况建设社会主义的呼声。万隆会议后，亚非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也有新的进展。1956年下半年，埃及为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而进行的斗争引起世界瞩目，一些亚非新兴国家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这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中国同社会主义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中苏关系处在良好的发展时期。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关系取得新进展。1956年5月，中国同埃及宣布建交，对中东地区国家的关系取得突破。与此同时，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显露出一些可能改善的迹象，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引人注目，中美关系在两国大使级谈判开始后有所缓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10年左右的恢复和重建，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开始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构筑了新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而且调整了各自内部的经济结构，通过加强国际市场的作用，促进相互间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各国走的基本是一条按照计划发展经济的道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通过不断扩大投入，实现高速增长。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十分显著。苏联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和日本，同印度等周边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相比，在经济发展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以核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给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巨大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的巨大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当时，苏联所拥有的尖端科学技术不仅可以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抗衡，而且有些已处于领先地位。苏联于1957年率先将人造卫星送入太空，震动了世界。对于科学技术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缩小差距，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如何把当代科学技术同经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这种总的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带来很大的挑战。当时看来，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封锁和禁运。中国领导人试图打破这种封锁和限制，希望扩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并提出要向这些国家学习先进技术，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和禁运始终没有取消，这些希望和设想都难以实现。事实上，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中还潜藏着许多不稳定因素，缓和趋势不久就由于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的发生而被打破了。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闭幕前一天深夜，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定，在不邀请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份报告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一些重大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触及了当时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些已经难以回避的矛盾。不久，秘密报告的有关内容就被西方披露出来，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极大震动，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帝国主义国家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困难。

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邓小平报告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了解到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要求大家认真研究这份报告以及它在全世界造成的影响。他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漏子。一方面，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主要是不恰当地全盘否定斯大林。对这一错误，应当通过对斯大林问题的正面阐述加以补救。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表明我们党的原则立场。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犯错误是难免的。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这个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对斯大林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给予积极评价，又对斯大林后期的错误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斯大林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接受个人崇拜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时，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文章表示，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为强调制度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性，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话：“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这个思想稍后在八大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中体现出来。针对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文章明确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这篇文章时，毛泽东着重指出：对苏共二十大，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1956年4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毛泽东当晚会见他时进一步指出，中苏之间对斯大林有些不同的看法，斯大林“功大于过”，“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随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历史地看，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党并不是没有体验的。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两次王明路线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后来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中国共产党把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提升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加以总结，使之成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契机。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这个任务的提出，对八大路线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