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层的读书活动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毛泽东分两次先后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市视察，共约160天。在这期间，他主要实地考察各地的工农业生产，同各省市领导人研究经济问题。虽然“反右倾”斗争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着很大影响，但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已将注意力重新转到自1958年11月以来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上。为了澄清党内存在的混乱思想，他建议中央和全党干部展开一次读书活动，非身体力行，用两个多月的的时间通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这次读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付出的努力和探究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需求。

1959年底，在毛泽东倡导的读书活动将要开始时，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倡导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读书，是有强烈目的性和针对性的。这就是着手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如前所述，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写了《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最先提出读书建议。信中说：“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他要求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同时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遵照毛泽东的建议，11月13日至18日，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在京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进行了多次的学习和讨论。郑州会议期间和会后的一段时间，是中央领导层在发现“大跃进”运动问题后，第一次有目的地开展读书活动。而毛泽东本人在1958年曾三次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批注。

1959年的前半段，党中央主要致力于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对已经暴露的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论思考。这些思考的中心，就是“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感到，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商品、货币、计划和矛盾等，需要有明确的界说和观点。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拟定的会议准备讨论的18个问题中，第一个就是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后来，在正式提供会议讨论的18个问题中，第一仍是读书，可见他对通过读书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重视。他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这表明，他对党内读书的实际情况不甚满意。因此，他希望找到机会，集中读一读他一年前说到的那本书，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同时也希望党内同志一起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但在庐山会议上，他的愿望没能实现。

庐山会议后，从1959年12月10日起，毛泽东会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四人，开始了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的活动。这次读书是分别在杭州、上海（火车上）和广州进行的。在两个月中，毛泽东读完了下册从第二十章至三十六章全部及结束语。

毛泽东在整个读书过程中的谈话，经整理形成了一个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其中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相关的国内政策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此之前，刘少奇利用到海南岛疗养的机会，也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的阅读。为了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刘少奇特地从北京请了两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前来加入学习小组。11月2日至11月22日，刘少奇用20天时间阅读完全书，并进行了九次学习讨论。在每一次讨论中，刘少奇都作了系统发言。这些发言后来整理归纳成18个问题，并印发了书面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书记林李明，海南地方和驻军的部分负责人，也参加了学习讨论会。

周恩来组织读书小组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是在极其繁忙的公务活动中抽时间到广东从化进行的。参加周恩来读书小组的人员主要是中央部门和一些省的负责人，也包括几位理论家。小组每天上午讨论三小时。最后三天，周恩来作了八个小时的总结发言，涉及现实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理论问题。

在中央领导层进行读书活动期间，毛泽东在1960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受到全党的重视。从1959年底到1960年初，不仅在党中央领导层，而且在全党也同时掀起了一个学习运动。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出的观点，涉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解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关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关于发展中“工农业并举”和农、轻、重的次序问题，等等。在这些思考中，有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是正确和富有价值的。如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和发展阶段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周恩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我们现在是第一阶段，其中又可分许多小阶段。”又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性质是非对抗性质的。两类矛盾，不可混淆。在讲非对抗性矛盾的根本性质时，不可把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再如，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毛泽东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关于商品经济问题，毛泽东指出，主张取消商品、消灭商品生产的人，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他表示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商品生产与一定的经济条件相联系。他强调劳动者直接管理国家，实现劳动者与管理者、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平等。

在今天看来，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读书中谈到的某些不甚成熟的看法，则反映了处在当时实践条件下中央主要领导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所有这些正确的或不甚成熟的认识，都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留下了深刻印迹。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