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示，3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附有散失多年、不久前重新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战争年代进行的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信中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发出的这个指示，从认识论的高度上强调了“不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要意义。

党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组织调查组或亲自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别由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率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毛泽东要求每个调查组以10天至15天为期，各调查一个情况最好和一个情况最坏的生产队。三个调查组到省里后，当地省委、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的一些负责人也参加了调查组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深入到农村基层，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实践中，起到了表率作用。后来，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毛泽东本人也于1月25日晚离开北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13日到达广州。

出行期间，毛泽东同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等省委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在听取了浙江、湖南省委负责人和在当地的调查组的汇报后，毛泽东同他们着重讨论了社、队的规模和公共食堂两个问题。毛泽东指出：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起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毛泽东认为，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他提出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使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大队好？这个意见，触及到了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问题。在人民公社制度不变的前提下，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显然是为杜绝平均主义所能“退”的最低限度。在当时，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接受的。但事实证明，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项制度在1962年被最终确立下来。

关于公共食堂，也是毛泽东此次出行要了解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浙江和湖南两省，毛泽东听到调查组的两种意见。在浙江了解到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的情况时，毛泽东表示：“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在湖南，当时调查组和省委负责人还是倾向于肯定食堂，说群众还是比较满意的。对此，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示肯定，而是反复询问情况，提出疑问，例如他说：“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等等。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已在逐渐改变过去对农村公共食堂的看法。通过直接领导的三个调查组，以及向各省负责同志了解情况、征询意见，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公共食堂问题，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刘少奇是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到湖南进行实地调查的，从4月1日开始，他回到家乡湖南宁乡县和长沙县天华大队生活了44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刘少奇住进生产队养猪场旁的破旧空房，踏看田地、山林、水塘、畜圈，深入农居、食堂、屋场，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同农民和社队干部促膝交谈。为使社员和干部放开思想，大胆反映情况，说出意见，他坦诚地向社员们道歉说，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5月4日，在听取宁乡花明楼公社整社工作队汇报时，刘少奇说：“食堂是勉强搞起来的，极不得人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蛮干了三年，一直不明白。这样的食堂早该垮台。”5月6日，他在同农民谈话时坦率地说：“现在人们对政策还不那么相信，为什么？就是因为所有制还不那么肯定。所有制不能侵犯，否则，人们就不相信政策了。你可以拿我的，我也可以拿他的，都这样就拿乱了。必须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拿了要赔”。刘少奇这些坦率的谈话，使社员们深为感动。于是人们打消顾虑，纷纷反映公社化以来有关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房屋、山林、社员家庭副业、自留地、商业、集市贸易等等问题。从调查了解的情况，刘少奇感到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天灾，而是如农民所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周恩来是在4月底至5月初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和天津等地进行调查的。除了听取河北省有关领导同志的汇报外，他还深入到农村基层了解情况。在武安县伯延公社，周恩来与公社、大队和小队干部进行座谈，了解人民公社的基本情况和社员对农村政策的反映。他走访了几十户社员家庭，视察生产队集体食堂，查看社员的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在同社员群众座谈时，一个社员尖锐地对他说：“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 会后，周恩来亲自到这位社员家里，坐在门槛上同他聊天，进一步了解实情。5月7日凌晨3时，周恩来就几天的调查情况，向毛泽东作电话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第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第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第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并发展为：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办法势在必行。第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这四个问题都是当时农村情况的真实反映，建议的分量很重。毛泽东对这四点意见相当重视，他在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朱德在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就离京，先后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省市调查研究。对一些地方实行经营管理的“四包一奖”制并获得农民欢迎的情况，朱德不仅予以肯定，而且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除了解农村和农业情况，朱德还到城市、工厂调查研究。在考察广东对外贸易的情况后，朱德指出，这几年我们对兄弟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多，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少，今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一些。朱德特别说到，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他还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和武汉、广州等地，调查了解贯彻执行“手工业三十五条”的情况，并将调查材料转送中央。

从6月27日到7月11日，陈云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15天的调查研究。他的调查方法是，既听社队干部汇报，查阅过去的资料，又和广大群众直接见面，掌握第一手材料；同时召开小型座谈会，一个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结论。陈云到小蒸公社后，即吃住在农民家里。他两次听取公社党委的汇报，十多次召集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座谈会，多次到农民家里访问，视察集体养猪场、公共食堂、工厂、供销社、仓库。他特别了解了母猪公养或私养、农作物种植安排、扩大自留地、平调退赔以及农村商业、社办工业和手工业、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干部作风、群众监督的情况。他在调查中提出：第一，关于自留地问题。我国集体生产的耕地仍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增加一点自留地的比重，决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好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第二，粮食征购目前要先顾农民，再顾工人，所以对城市人口必须压缩。第三，公社和大队干部要有彻底退赔、破产还债的决心，坚决贯彻党的“对农民不能剥夺”的政策。第四，要允许小商贩分散经营，以活跃市场。座谈会后，公社即根据陈云的意见宣布：从即日起，集体养猪场集中饲养的母猪，统统由原饲养户领回私养。这项措施使群众深受鼓舞。青浦调查后，陈云还到浙江、江苏两省，分别同一些地委、县委负责人和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双季稻种植、自留地、粮食征购、养猪等问题。

这年秋，陈云还在北京主持召开两次座谈会，10月14日至11月3日召开煤炭工业座谈会，11月24日至12月17日召开冶金工业座谈会，进行工业调查。在两个座谈会的开场白中，陈云都强调要实事求是，要无所顾忌、左思右想，不要怕说右倾。在谈及“大跃进”的教训时，陈云指出：算账很重要。算账是硬碰硬。算下来不行，指标掉下来。五元钱只作五元钱的事，八元钱只作八元钱的事。他说：革命总有错、有对。好事讲不坏，坏的讲不好。对了的讲不错，错了的讲不对。真理不能说成为错误，错误不能说成为真理。一看就对的人，世界上还没有。这些讲话通篇贯穿一个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看待形势，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当时，煤炭和钢铁两个部门正处在“大跃进”之后的困境中。虽然座谈会没有作出具体的工作决定，但这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引导，使两个部门的同志不再灰心丧气，提高了走出困境的信心。

邓小平、彭真在4月和5月上旬，直接领导五个调查组，在北京顺义、怀柔两县进行调查。5月10日，邓小平、彭真向党中央、毛泽东写出调查报告说：从“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来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后，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中央和各中央局，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也都纷纷下去，深入到县、社、队进行重点调查。例如，当时江苏省委的负责人分头选点调查，从调查中认识到，三年“大跃进”，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继续跃进”，破坏很大。他们说：“我们在调查中，还痛切地看到，要从根本上克服困难，扭转局面，除了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和各项有关政策之外，要把‘公社化’、‘大跃进’中破坏的农村生产力完全恢复过来，中心的环节是保护和恢复农村劳动力。因此，安排好群众生活，保证群众最低的生活需要，就成为各级党委头等重要的任务。”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冷静下来，着手解决最困难也是最现实的问题。由毛泽东倡导的在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经济政策的调整。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