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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历史•圆中国梦】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与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
  • 2022-11-12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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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意识到,工业指标还是偏高。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必须下决心降低指标。他在6月14日的会上说:“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但是还要切实可靠。他还要求全党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坚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他说:“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这些讲话反映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对计划中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不满。对于纠正虚浮和脱离实际的问题,他们的心情是焦急的。

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二五”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的14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调整,有些调整甚至低于“二五”计划原定的指标。在压缩指标过程中,会议还对两个问题取得明确认识:一、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强农业;二、制定计划要留有余地。上海会议在纠正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方面,较以往有了更多的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向着更实际的方向进了一步,虽然这种调整和进步还是不彻底的。

1960年8月,中央连续发出指示,指出在胜利前进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钢增产困难,粮、钢的供求关系紧张。中央决定,在保粮、保钢的前提下,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战线,并决定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根据上述精神,周恩来、李富春在8月下旬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按照这个方针,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提出《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指出1961年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9月30日,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报告。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同时总结农村整风整社试点经验和纠正“五风”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指标高了退不下来。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十分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毛泽东还提出,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他把“一平二调”等工作中的失误,称为“人祸”。因此,对“一平二调”的物资,毛泽东主张“一定要坚决退赔”。会议中,河南、甘肃省委负责人作了检讨。分组讨论中,一些省委负责人也联系“共产风”问题检查工作中的失误。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他说,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

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共召开了五次汇报会,听取省市委负责同志关于农村政治经济状况、整风整社问题的汇报。同时,他也研究了1961年国内经济计划指标问题。在这五次汇报会上,毛泽东作了许多插话,对当时形势和今后工作提出了不少政策思想。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想法,就是通过这些汇报会逐渐形成的。

在毛泽东看来,这几年错误的发生,直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党内同志的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在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他说: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举了《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实事求是”的典故,要求全党一定要恢复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随后,党中央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举行八届九中全会,着重讨论李富春作的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报告。报告在分析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问题及发生的原因后指出,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连续“大跃进”,各部门之间出现了新的不平衡,特别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衡,这就需要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整个国民经济实现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报告强调,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全会通过李富春的报告,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会决定在全国各大区重新成立党的六个中央局,即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中央要求把经济管理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两三年内更多地集中到中央、中央局,以加强中央对各大区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安排。

八届九中全会上党的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表明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阶段。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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