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教文等方面的工作也开始进行调整。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对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的业务工作和创作活动造成很大冲击。1958年以来，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兴起“大跃进”，刮起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因此，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党着手对科学、教育、文艺工作以及知识分子政策进行调整。这方面的调整是从制定科学、高教、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着手的。

从1960年冬开始，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在许多科学家、干部和一些科研机构中进行调查研究，于1961年6月提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6月20日，聂荣臻还就其中若干重大政策问题向中央专门写了请示报告，连同“科学十四条”草案，一并报送中央书记处。7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请示报告和“科学十四条”草案，并为此写了重要批语，于7月19日颁布试行。

教育部党组从1961年初开始研究、草拟高等学校工作条例。为了写好这个文件，教育部党组专门召开座谈会，邀集部分高校的负责人和教授征求意见。在中央书记处和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教育部党组和中央宣传部起草、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9月15日，条例草案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发布试行。在起草“高教六十条”的同时，教育部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起草了中小学教育工作条例，后来分别写成《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教五十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教四十条”），1963年3月23日由党中央批准试行。

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党组、全国文联党组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分别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检查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6月19日，周恩来在两会的联席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指出：“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子登科”。他强调：“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中央宣传部于1961年上半年主持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随后，根据各地意见，修改成《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1962年3月28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的文艺界代表的要求，将“文艺八条”报送中央书记处，1962年4月30日由党中央批转全国执行。

科学、教育、文艺方面的这些条例，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既肯定工作成绩，又特别指出近三年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提出一系列调整关系、稳定工作秩序、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政策，并相应作出具体规定。这些条例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调整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大跃进”以来，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了许多过火和错误的批判。有些文教单位的党员干部甚至认为，知识分子既然绝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他们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对象。1958年12月，毛泽东曾在一份反映这一情况的材料上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构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以“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但随后展开的“反右倾”斗争使这个精神难以贯彻实行。这些条例的制定和执行，则是贯彻这一精神的继续。中央在批转“科学十四条”时指出：近几年来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各单位应对反右派斗争以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批判加以清理。凡是批判得对的，当然仍须肯定。凡是批判错了，或者有一部分错了的，都要甄别事实，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由党的负责干部采取适当方式向他们讲清楚，戴错帽子的要摘掉，以利于解除思想疙瘩，发扬民主，增强团结。

这些条例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科学和艺术工作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同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密切相关。这些条例提出：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必须鼓励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收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在人民内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内部，探讨各种学术问题必须允许不同的见解自由讨论。在文艺创作上，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在文艺批评中，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同意见和文艺理论上的不同观点，有讨论的自由、批评的自由，也有保留意见和进行反批评的自由。这些条例还分别论述和规定了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强调不能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更不允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在学术、艺术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针对“大跃进”以来科学、教育、文艺部门中出现的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过多的现象，这些条例还明确规定：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保证科研工作的稳定性，保证科研人员至少有5／6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各种专门人才，必须以教学为主，学生以学习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文艺为政治服务不能理解得过分狭隘，文学艺术不仅应该有助于培养和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还应该有助于增长人们的知识和智慧，扩大人民的眼界，并且使他们得到正当的艺术享受和健康有益的娱乐，提高人民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

这些条例还对改进党对科研、教育、文艺工作的领导体制作出了规定。自反右派斗争以来，在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和文艺部门普遍存在着党组织包办一切、党委对业务和行政工作干预过多的现象。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这些条例明确规定，科研单位、高等学校、文艺部门党委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研究和决定单位的重大问题，防止事无巨细包办代替和独断专行。

这些条例发布后，各地党委和科研、教育、文艺部门的党组织，开始逐步落实条例精神。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召开“神仙会”，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对过去的错误承担责任，在党外人士中产生了良好反响。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师队伍、教学质量进行广泛调查，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要求对学生几年来因参加生产劳动过多而耽误的课程有计划地进行补课；要求在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针对高等学校教材缺乏、现有教材又多受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而水平较低、难以保证教学质量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在1961年2月决定，把编选高校教科书和讲义作为教育部门的重要工作。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特别抓了大学文科教材的建设，集中一大批专家教授，对文科七类专业（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政治经济学、教育、外语）和艺术院校七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的教材进行修订。如此大规模地编选高校文科教材，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些条例的制定和执行，使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工作秩序得到恢复，对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一套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起了重要作用。有的知识分子说：“希望把这些条例刻在石碑上”，充分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拥护这些条例，殷切希望政策不要再变而又隐含担忧的复杂心情。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