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七千人大会之前和七千人大会的估计，进入1962年，国民经济已经走出最困难的“谷底”，开始回升。但实际上，经济形势尚未完全走出“低谷”。七千人大会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交的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虽然作了压缩，但仍有不少缺口，如1962年钢产量定为750万吨，基建投资定为59.5亿元。会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按照这个计划，当年财政将有30亿元赤字，而且1958年至1961年每年都有很大的财政赤字，是靠挖商业库存，涨市场物价，并动用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来弥补的。如果核实这几年的财政收入，赤字还会扩大，而财政赤字又被账面上的盈余所掩盖。其原因是在完成高指标的口号下，将一部分企业流动资金当作税收和利润上缴为财政收入，企业却向银行多贷了款。基本建设的高指标，也造成开支过大，成为财政赤字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国家财政赤字反映在社会现象上，是货币发行过多，商品严重不足，物价上涨，等等。

财政部门的分析，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当时在南方），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会议认为，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刘少奇指出：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现在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他还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陈云在会上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陈云在讲话中提出六条克服困难的意见：一、把十年经济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从1960年算起，大体上要五年；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把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陈云的意见得到刘少奇等的赞同。刘少奇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再展开讲一讲，统一认识。

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上，陈云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他指出，农业恢复的速度，只能“争取快，准备慢”。现在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是建立在1958年生产7000亿斤粮食、7000万担棉花的错误估计上的，又是根据钢产量很快可以达到五六千万吨的主观设想来布置的，因而大大超出现在农业和工业生产水平所能负担的限度。陈云进一步重申了西楼会议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六条意见，明确指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陈云的讲话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也得到中央各单位负责人的完全同意。这个讲话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在这次会议上，李富春作了《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李先念作了《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讲话，也得到与会者的同意。3月18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发了陈云和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扩大会对困难形势的认识比七千人大会更实际也更深刻，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具体措施，实际上作出了进一步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的重要决策。

西楼会议后，党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任命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成员有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中央财经小组进一步研究了经济调整问题。陈云提出，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要痛痛快快地下来，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非常支持陈云的主张，将其主张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不久，陈云因病去南方休养。中央财经小组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重新修订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国民经济调整措施，并于4月形成《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通常称五月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会议还研究了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缩短工业战线以及粮食和外汇问题。刘少奇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对克服困难我们就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会议决定立即向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将修改和充实后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发至地委第一书记以上干部。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提出了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坚决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两项任务，对贯彻中央全面调整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起了指导性作用。五月会议进一步正视和分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制定了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方针、办法和措施，是进一步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形势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会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国民经济的调整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