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以及科学教育文艺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

1961年制定和试行科学、教育条例，起草文艺条例，逐步端正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势必引导到对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重新作出科学判断。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承受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压力。这个“紧箍咒”不去，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很难充分调动起来。但是，当时颁布的科学、教育等条例都还没有涉及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恢复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工业七十条”重申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毕竟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艺界在内的整个知识分子队伍。1961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邀请本省的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举行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会上代表省委对几年来错斗错批了许多知识分子认错道歉，并且明确建议今后一般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10月，陶铸又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身份，在广东主持召开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再次建议在中南地区今后一般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但是，用陶铸自己的话说，他的讲活只是“地方粮票”。进一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广州会议上。

1962年二三月间，在广州同时举行两个会议，即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文化部、全国剧协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这两个会议为从总体上重新判断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回到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结论提供了契机。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们对几年来知识分子工作中若干“左”的偏向提出不少批评意见。中国科学院的一位科学家直言不讳地对知识分子头顶上还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表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也有人说，地主劳动三年，可以改变成分，为什么我们干了十几年，还不能改变，还叫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话引起很大反响和共鸣。

周恩来在北京了解到会议所反映的情况。2月下旬，他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专程到广州，同这两个会议的代表见面，进一步听取汇报。主持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的聂荣臻向周恩来报告了他同一些科学家谈心的情况，科学家们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顾虑重重。周恩来当即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当然是人民的知识分子。他召集陶铸、聂荣臻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会上取得一致意见，认为不应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周恩来集中大家的看法，指出：不再一般地称呼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范围，这是今天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的意见。我们大家共同负责啊！

3月2日，周恩来对两个会议的代表发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及党对知识分子历来的正确估计和认识，毅然从实质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党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状况所作的基本估计。在如何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周恩来指出，要信任、帮助他们，改善同他们的关系，承认过去在这方面有错误，并且要改正错误，他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陈毅也对两个会议的代表讲话。他特别强调，经过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困难的考验，证明我国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相信共产党的，跟党和人民同甘共苦的。8年、10年、12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陈毅还指出：“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共产党不尊重文化、共产党不尊重知识、共产党不尊重科学这类话，不晓得是马克思讲过？是恩格斯讲过？还是列宁讲过？毛主席讲过？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话。”陈毅率直地表示：不能够经过12年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头上。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陈毅的讲话事先与周恩来商量过，基本内容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在会议上产生强烈反响，许多人潸然泪下。代表们普遍认为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起来很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有的老学者还动情地说，过去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被改造的，始终是作客的思想，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如今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这一点特别高兴，只要有这些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

3月27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郑重地向全国人民重申：“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政府工作报告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因而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一结论，是党和政府的正式意见。

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同他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及1951年所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一脉相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

1962年的春天，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难忘的。自反右派斗争以来，他们还未曾有过这样振奋的精神状态。他们感到“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从而以极大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当时普遍生活困难，但大家还是干劲十足，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在中共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国家科委开始着手制定中国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直接参加制定这个规划的科学技术专家约有万人。1963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这个规划。这个规划的总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和急需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党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观点未能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这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以及对文化、教育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一个原因。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