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确定的全面调整方针，包括国内政治关系的调整。政治关系调整是同经济调整配合进行的。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进一步指导和推动了党内和人民内部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工作，着重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调整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消除“大跃进”以来开展的一系列运动包括“反右倾”斗争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以更广泛地调动党内外的积极性，为调整国民经济而奋斗。

1962年3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向党外民主人士通报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特别是缺点错误和原因教训作坦诚说明，表示责任在中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刘少奇说:目前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讲，在经济方面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的。造成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引起的。这个时期，我们调查研究不够。中央的同志，省的负责同志，自己不去亲自作调查研究，只是听汇报来了解情况。但是汇报有许多是浮夸的，不符合事实的，或者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我们就相信了。又没有很好地同群众商量，没有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许多高指标，都不是从群众中间来的，是上面定的，拿到群众中间，又没有很好地听群众的意见，因此有些缺点、错误就不能很快地发现，不能很快地改正。同时，有一段时间在党内、在群众中，又进行了一些错误的过火的批评斗争。这样，就使得群众和干部不敢讲真话，有意见也不敢讲，严重损害了民主集中制。

3月23日至4月18日，已经推迟一年的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和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分别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国务院，对几年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国务院，希望人代会对国务院的工作给以批评。周恩来在政协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更重了，要有新的发展，就是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对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不同意见，周恩来指出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他说，如果采取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进行自我改造的立场和态度，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他说，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的人，不是畏友而是诤友。

出席这两个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共中央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中央统战部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62年4月下旬至5月下旬，在北京分别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两个会议着重检查了近几年工作中发生的一些严重“左”倾错误，指出:党必须主动调整同知识界、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界、少数民族、归国侨胞以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当前困难，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还提出要做好对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外人士的甄别平反工作。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应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应该平反。凡是平反的，应该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对中上层党外人士必须逐个甄别，逐个处理。

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还要求做好对摘去右派帽子的人和还戴着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的家属和子女在上学、就业、生活等方面，不要歧视。还在1959年8月，毛泽东就已提出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掉帽子。这一工作随后开始分批进行，到 1962 年大部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都摘掉了帽子。在这个过程中，中央统战部于1961年9月和1962年9月先后两次召开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向中央反映当时不少单位对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宁“左”勿右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并经中央批准在各地贯彻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这部分人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安排有所改善。当然，对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来说，单是摘去右派帽子，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们的身份又被称为“摘帽右派”。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后，中央统战部于7月专就此事向中央报告，提出“右派分子本人或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应该进行甄别”，“确实划错的，应予平反”。这个意见，中央没有同意。

党中央对侨务政策也作了调整。侨务工作中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所谓“海外关系”。1962年5月31日，党中央批转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的报告，明确批示:“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是模糊政策界线，混淆敌我关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有害无益的”，要求有关单位，尤其是华侨、归侨、侨眷人数较多的省市，切实讨论这一报告，对因所谓“海外关系”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有步骤地加以处理。中侨委党组的报告提出人事、审查工作必须取消所谓“海外关系”的内容，对在历次运动和政治审查中因此而被错斗、错处分、错戴帽子者，应迅速、切实纠正，取消处分，恢复名誉，对归侨干部不得歧视。

在调整党外政治关系的同时，对党内政治关系的调整也采取了重要步骤。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加快了对几年来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和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这项工作是从1961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甄别平反的指示以后就陆续开展的。在农村，随着“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的贯彻，对过去被批判的农村党员干部和党员的甄别平反工作进行得较好。但从全国来说，进展很不平衡。有的地区和单位或者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进展缓慢。1962年4月27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随后又根据军队的经验，建议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即对过去搞错了或者基本上搞错了的干部统统平反，除个别有严重问题的外，都不要“留尾巴”，一次性解决。邓小平还在这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所谓甄别平反，主要对象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联系着群众，实际上影响到大量的群众。”他指出:“甄别平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承担责任，这样搞可以快一些。这件工作，请各中央局告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开始做了的，继续做；没有做的，迅速做。其结果一定要向群众当面公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承认我们过去搞得不对。”这样，党内外甄别平反工作迅速全面推开。到 1962 年 8 月，全国有 600 多万干部、党员包括受到错误处理的群众得到平反。这是当时进行的所有甄别平反工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2年，党中央领导人曾经有过恢复法制建设的设想。1962 年3月22 日，毛泽东同志针对法制遭到破坏后的严重后果指出:“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现在是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

（连载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